这种策略当然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仍须看到，取得人权话语权的根本在于拥有一套具有自主性的人权法学话语体系，因为除了在现实国际人权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策略性不足，中国人权法学话语体系的缺陷还在于思想与理论的相对匮乏。

这是语言学对研究法律的最大贡献。这是许多社会科学及其社会职业难以比拟的，人文学科更是如此。

尽管经验命题和正当性判断有时能越过现行法律而直接作用于生活，但在一个法治社会，通过教义学的转换而致法律系统的价值的调整与升级，使正当性反思和建构具有法律效力的普适性。对于有法律规定但不合理，解决的方法是客观目的探究，法律的客观目的与立法者的意图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在不一致时，要服从客观目的，因此，客观目的探究改正着法律，其结果是限缩或扩张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各学科对法律整体的正当性解释权的竞争还蔓延至制定法的具体规则上，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具体的法律，具体的法律更直接地规制着人的行为。求言词之真的方法主要是逻辑方法，如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BCD是确立规范，建构大前提。

同时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在应用法律中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以往对交叉方法或视角的臧否只限于学术研究，实际上它与应用的关联更紧，因为法律是人的行为指南，不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而且在应用法律中法律本身会改变，这也在回答何谓法律的本体论问题。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决定着生活事实的意义。就此而论，理顺治理结构下的监督机制设置及其内在逻辑，是厘清监督体系构成逻辑的重要方面。

三、监察体制改革促进监督体系贯通的主要议题 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背景是，原有监督体系相对分散，且交叉重叠，监督合力不强，[14]因此，需要通过部分监督机制的职权转隶和机构整合来重新理顺监督体系。2.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协调 内部监督置于权力系统内部，具有及时性、灵活性的特点。二、监督体系的构成逻辑 监督体系是由不同监督机制在明确的监督职权分工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在改革前的监督体系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由于融合了人员监察与行为监督，且未厘清二者间的功能分野和逻辑联系，因此致使其运行陷入一定的偏颇：——在对行政机关执法监督中，偏重于人员监察而相对忽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监督。

人大对国家机构的监督源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应于人大进行重大事项决定、国家机构负责实施这一职权分工逻辑的制度安排，以保证国家机构实施和适用法律的行为不偏离人大的意志。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序言、第2条、第3条及第二章的规定，中国宪法体制的规范结构可表达为以下图式：党领导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公民。

将腐败人员所经手的全部权力行为进行彻底翻查，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公权力行为的安定性要求。只有通过与行为监督衔接，将人员腐败处理延伸至对所涉及的权力行为的合法性监督，进而纠正违法行为，才能充分释放反腐的制度效益，使腐败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机构环节，监察机关的设置，实现了人员监察与行为监督的分工联动，也畅通了公民监督与常规救济机制的制度化联接。若不属于监察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则应尝试从监督体系的整体视角寻求解决。

[3]参见任建明、洪宇：《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素、结构和发展》，载蒋来用主编：《廉政学研究》2018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43页。如此，可大大拓展常规救济机制的救济空间，也能强化常规救济机制借助监督体系合力的救济实效。[20]在监察体制改革后，这一主张可作适度修正。在我国，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宪法体制更加强调监督。

由于常规救济机制的救济不足，因此权利救济往往倾向于寻求常规救济机制之外的政治权威的支持，从而以溢出体制的方式寻求救济。例如，行政监察转隶监察机关后，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如何在保证外部监督刚性的情形下延续原有行政监察这一内部监督所特有的优势，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是因为，权力行为是职务违法犯罪和人员腐败的载体先进行职务违法犯罪的调查并不影响对权力行为的处理。[12]但由于监督对象的性质不同，因此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和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所适用的机制和程序也不同。

从监督体系的角度看，监察监督与公民监督形成对接，并与人大监督发生关联。创设监察监督的改革决策，就是立足这一实践判断，试图通过加强对人员贪腐的查处力度来促进公权力的规范行使。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较多采取结果导向的策略主义治理模式，只看重结果，不注重过程和程序，由此导致一些打擦边球甚至违反法律政策规定的职务违法行为。微观层面的实践探索，应立足于监督体系的构成逻辑，防止因对具体问题点的过度聚焦而偏离整体层面的改革目标和职权架构。在改革的具体举措上，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促进监督体系贯通，主要通过以下3大措施完成：第一，将行政监察和检察机关反贪反腐等职权转隶，构造监察监督。[4]但尚未有从宪法体制的规范结构维度对监督体系的构成逻辑进行揭示的研究。

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载体，在执政党形成国家总体战略时汇聚社会各阶层意志，促成执政党对社会多元诉求进行全面权衡。这也是对应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制度化举措。

监察机关与党领导人民环节的纪律检查机构合署办公，超越了宪法体制的单项功能设置，与其他环节发生直接关联，试图形成对宪法体制的结构贯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特别问题调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主要的监督手段。

在国家机构层面，就监察监督与法律监督的分工而言，对行使公权力人员进行监督的监察监督，如何纳入人员监察与行为监督的衔接体系，是促进监督体系贯通的重要议题。监察体制改革是对监督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但由于监察监督的相对集中，也给监督体系贯通带来新的挑战。

其不仅创设了一个新的监督机制，而且也是对监督体系整体逻辑的结构性改造。[17]这一定位意味着监察监督是一种人员监察机制，针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是否存在贪腐或渎职情形进行监察。在监督体系中，行为监督首先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承担，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适用法律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监督。与此同时，在削弱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力量的同时，应重构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体制。

如果对此采取一般意义上的职务违法监察，那么可能会抑制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会产生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在常规救济机制内回应诉求，避免对宪法监督的过度依赖，是一个法治国家的理性选择。

通过人员监察联动行为监督，将反腐成果延伸至对腐败背后的权力行为的制度审视，极大地释放了反腐的制度效益，使得反腐与权力规范运行、公民权利救济产生了一体两面的密切联系。[11][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88页。

在监督体系中，各种监督机制分工明确，各自具有不同的监督范围、监督职权、监督方式和手段、监督程序和责任设置，监督机关的性质也不同。[21]参见秦前红：《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合宪性审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荆楚法学》2021年第1期。

依据这一定位，监察监督不直接涉及对公权力行为的监督。第六，在公民一端，设置公民监督。然而，《监察法》第35条规定的线索受理机制，没有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主动回应公众舆论线索的法定义务。国家只能通过其机关而行为……法律秩序只能由秩序本身所选定的人来创造和适用。

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1条明确规定了监察监督与其他监督机制贯通协调，健全信息、资源、成果共享等机制，形成监督合力的目标，并进行了一定的制度化努力，但还须从体系上着力展开。并且，在违法失职或贪腐行为的预防教育、线索发现、调查处理等方面，不同的监督机制各具功能优势。

基于腐败治理的逻辑，《监察法》大体构建了一种应对常规情形的框架程序。此外，将此类情形纳入工作考核和工作责任制，也是处理此类情形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秩序的服从者和直接的利害关系者，具有发现和处理违法失职或贪腐行为的动力。与此类似，在行为监督过程中，如果发现违法权力行为背后的人员因贪腐而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那么相关机关也应将其移送至监察机关。